極簡中國金融史:1949-1977

來源:新浪財經 2018-12-02 00:44:11

原標題:【我們熱愛的金融】極簡中國金融史:1949-1977

來源:我們熱愛的金融

12月1日是中國人民銀行的生日。誕生于1948年12月1日的中國人民銀行,是前改革開放時期(1949-1977)中國金融體系中幾乎唯一的存在。

在展開時

我不能用鋼筆

我不能用毛筆

我只能用生命里最柔軟的呼吸

留下一片值得猜測的痕跡

——顧城

現實實踐中,金融中介的模式景象萬千而且隨時間流逝在不斷演化。甚至,這種變化還帶有一定的周期性。圖1給出的金融演進的框架圖反復提醒我們,金融基礎設施,尤其是諸如經濟發展階段、經濟發展模式、主流價值觀、文化與法治、公共治理等因素,決定了不同國家在不同歷史時期金融中介模式的不同,包括所提供的金融產品和服務、金融中介的流程和交易結構、和金融活動的組織形式等的不同。改革開放四十年基本完成了“工業化”進程的當下中國,金融中介模式顯然與1978年剛剛開啟改革開放那個時期有天壤之別。如果我們把視野放到一個更長的歷史維度,透過金融的演進去思考那些推動金融中介模式變化的結構性因素,我們能夠更高地理解金融所扮演的角色,并為更好地定義和建設好的金融找到思路。

圖1.金融中介模式的演變

1949-1977

凡是過往,皆為序章。要了解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國金融體系,我們的敘述需要追溯到1949年中國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甚至更早。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的1948年12月1日,當時根據地的華北銀行、西北農民銀行、和北海銀行合并成為中國人民銀行。北平解放后,中國人民銀行于1949 年2月遷入北平(即北京),隨即開始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并開啟新中國金融體系的建設。因為政權更替,中國人民銀行當時的策略是“邊建設,邊接管。”一方面,積極改組當時的四行兩局一庫(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17.65,0.00,0.00%)、中國農民銀行,中央信托局、郵政儲金匯業局和中央合作金庫),沒收官僚資本銀行,接管官僚資本金融業;另一方面,對民族資本銀行采取社會主義改組政策,限制外資銀行在中國享有的特權,并在農村建立廣泛的合作信用社。

這一時期以中國人民銀行為核心的金融體系的主要工作包括控制通貨膨脹,穩定物價,統一幣制和貨幣發行。在此基礎上,在全國范圍內統一財政經濟工作,積極吸收存款,建立金庫,靈活調撥,恢復工農業生產,實現國家財政經濟情況的根本好轉。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金融,是社會主要金融體系建設的開端,對實體經濟的增長做出了貢獻,也為1953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953年開始,中國開始實施國民經濟發展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經濟發展的側重放在“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方面。自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國艱難地開啟工業化進程之后,再度開始了新的一輪工業化嘗試。這一階段,中國金融體系的主要任務和作用在于全力支持國家工業化和基礎設施建設。經濟發展的目標和發展模式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金融中介的模式。為了完成“一五計劃”的基本任務,中國的銀行多渠道廣泛積聚社會閑置資金,積極支持全民所有制經濟的發展,大力開展信貸業務,加強貨幣信貸管理,通過統存統貸,有計劃調節貨幣流通,為國民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

“一五”期間中國金融體系建設有兩件值得特別著墨的事情。其一,1955年3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發行新版人民幣,在不到四個月的時間里,完成了新版人民幣對舊版人民幣的兌換。這充分顯示了執政黨和中央政府對金融體系絕對的掌控能力。值得一提的是新版人民幣的推出并非幣制改革,而是改變人民幣的價格標度,提供人民幣單位價值量。其二,中國在“一五”期間逐漸形成了高度集中的金融體制,體現為不斷強化的單一人民銀行體系。從“一五”開始,公私合營銀行被不斷并入人民銀行,中國銀行也成為人民銀行下屬的外匯管理和運營部門,交行等職能也上交財政部……最終形成的單一人民銀行體系意味著,中國人民銀行既是集中統一經營全國金融業務的經濟組織,又是國家金融管理和貨幣發行的機構。這種集中、垂直管理的單一人民銀行體系,不斷強化,一直延續到1978年中國開啟改革開放。大一統的人民銀行體系,是計劃經濟時期中國金融的重要特色,體現了國家對金融的絕對控制,目的在于使得國家能夠集中相對稀缺資金全力支持國家發展戰略確定的重大發展領域,利用信貸杠桿推進工業化進程。

1958至1960是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大躍進”時期。 1958年下半年開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違背了客觀經濟規律,不僅嚴重地傷害國民經濟的發展,也給剛剛成型的集中統一的中國金融體系帶來一系列亂象,嚴重影響著金融體系在國民經濟發展中應該起到的支持作用。這一期間,不切實際的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泛濫,在金融體系內體現為金融管理權力全面下放,各級金融機構欺上瞞下風氣盛行,鼓勵在吸收存款和發放貸款方面“放衛星”。一方面,金融體系大量發放貨幣,形成通貨膨脹;另一方面,大量信貸發放之后,由于金融管理混亂,信貸資金的使用效益差,資金回收情況很差,幾近失控。這段時期中國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非常乏力,在國民經濟陷入困頓的同時,金融體系也瀕臨崩潰。這種金融亂象反映在圖2中。1956年,中國金融業增加值得GDP占比只是1.4%,這一指標在1960年激增至4.2%,而1961年更是高達5%。如我在第一章分析,金融業增加值單方面急劇上升也可能反映的是金融中介成本的上升(即融資難,融資貴)。中國金融在1958-1961年發生的變化,對應的正是不斷上升的金融中介成本和幾乎完全失效的金融對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持。

圖2.中美金融附加值的GDP占比(%):1952-2016

1961年起,鑒于大躍進給國民經濟帶來的巨大傷害,中國開始了國民經濟的恢復時期。這段時期的金融主要圍繞著中央確定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進行。針對三年大躍進時期采取激進發展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國家開始適當收縮工業戰線,擴大農業生產;在工業生產建設方面先生產,后基建,先質量,后數量。主導方向上的變化和以經濟發展作為出發點的創新使得國民經濟逐漸恢復,再現活力。中國人民銀行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嚴格信貸管理、加強貨幣發行的控制,同時又嚴格區分財政資金和銀行資金的使用,強調信貸計劃的設定和執行,對實體經濟的發展起到好的作用。這期間的中國金融可以說又重新回歸到了1958年前的垂直單一的人民銀行體系,通過嚴格的計劃及執行來提升資金使用效益,推動經濟統籌發展。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標志著十年文革的開始。文革期間,“左”的指導思想占據統治地位,為時十年的內亂給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人民帶來災難性的后果。這期間,1949年后逐漸建立起來的中國金融體系幾近消亡。其中,中國人民銀行于1969年7月被并入財政部,正式成為財政部的下屬機構。1949年后,中國財政與金融長期界限不清晰,至此,程度達到頂峰。人民銀行以財政部下屬機構形式行使銀行職能,以信用為基礎的貨幣發行和金融中介服務甚至連形式都不能保全,遑論以“簡單、直接、有效”的方式履行金融智能,將儲蓄轉為投資,支持實體經濟建設。文革期間,金融機構數量急劇下降,人員縮減,金融活動的規模和效益大幅下滑……這種狀況以程度不一的方式一直延續到1977年。

改革開放前的中國金融,其規模及金融中介的模式與這一時期中國經濟所處的階段和經濟發展模式是密不可分的。按圖1提供的分析框架,經濟發展階段、采納的增長模式和制度基礎設施等是一個國家采取什么樣的金融中介模式的重要決定因素。從1952年開啟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廣泛動員社會各階層資源,推行國家工業化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目標和發展模式。與之相匹配,中國采用的金融模式由發展階段和發展模式內生形成,最終,中國形成了高度集中垂直單一的中國人民銀行體系。

我們在評價這一時期的中國金融體系時,應該客觀承認,在中國推行工業化早期,在資本極度匱乏且與國際金融體系幾乎完全隔絕的情況下,采用這種單一且高度控制、垂直管理的金融模式,有其合理性。這種金融體系有利于動員社會資金,集中資源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和大的工業工程項目。建國至1977年不到三十年時間,雖然中間歷經若干天災人禍,中國仍然頑強地搭建起工業體系的大致輪廓,每年保持近5.5%的年均GDP增長速度,金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我們也應充分認識到,這種大一統的人民銀行體系,從上向下垂直管理,并不利于微觀層面活力的釋放。在這種體系下,國家意志主導經濟發展和金融的演進,個人信用、商業信用、甚至銀行信用容易被國家信用所取代。金融實質上是變相的財政。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政策制定者的理念中也把金融與財政劃等號。中國金融目前仍舊存在財政與金融難以分離,信用體系難以完整建設起來等痼疾,應該說跟1949年-1977年這一時期的中國金融實踐有密切的關系。按照社會學里的“印記”理論(The Imprint Theory),中國現代金融濫觴時期的各種外部環境因素和當時的各種形式不一的實踐,給中國金融體系留下了深深的印記,直接影響著數十年后的中國金融。即使到了改革開放之后,我們仍能看到這些印記,深刻感受到它們對經濟社會生活林林總總、程度不一的影響。

——本文節選自北大光華劉俏教授正在撰寫的《我們熱愛的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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