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愛默生、梭羅到迪拉德,我們今天應該如何看待自然文學

來源:北京文藝網 2017-03-03 10:55:00

看到安妮·迪拉德,會難免想起梭羅。這是一股美國文學傳統的“清流”:融于自然的生命省思,遠離塵囂。

看到安妮·迪拉德,會難免想起梭羅。這是一股美國文學傳統的“清流”:融于自然的生命省思,遠離塵囂。一個優秀作家,開始總是虔誠的“模仿者”,會在心中樹立前輩典范。早在1968年,迪拉德就寫了題為《瓦爾登湖與梭羅》的畢業論文。風格即人本身,這位女作家對寫作方向如此確信,猶如她和梭羅有個“前世契約”。

安妮·迪拉德

正如蒙田早早過起了“退休生活”,一次嚴重的墜馬事故,才讓他思索肉體和靈魂的關系。1971年,一場致命的肺炎,也成就了迪拉德生命化的體驗書寫。她在“聽客溪”生活了一年,以一本《聽客溪的朝圣》摘得普利策獎,那一年她29歲。也許,只有切近死亡,才看到生命“妝臺”的背面,不由多了一道目光,深刻起來。

盡管,迪拉德在聽客溪的“朝圣之旅”與梭羅瓦爾登湖式“沉思”有很多相似。然而,我并不愿將迪拉德視為一個“女版梭羅”,一位“單純的自然文學作家”。因為,迪拉德自己也很反感這種標簽。我們當然可以理解,作家這種情緒是追求創作的獨立自覺。但事實上,你也確實能看到迪拉德對前輩的超脫,一種刻意保持的距離。

有時,我會想這種“距離”是什么?答案就是:態度。如果說《聽客溪的朝圣》是作家青年時的精神“野性”,《現世》一書就是人到中年的沉靜省思,甚至入了幾分“老境”。這像一邊是水面的平靜,一邊是河底的暗涌。不過,迪拉德的態度倒是一以貫之:追問、審視、困惑和懷疑。

聽客溪

你當然可以說,迪拉德拿了愛默生和梭羅的“衣缽”,但這并非重點所在。因為,這只是相似“題材”給你的錯覺。在書寫觀念上,他們“趣舍萬殊”。長久以來,我們對自然文學的認識都沒有跳出一種思維慣性:認為其無非是“自然的禮贊”,“大地的散文”,表達了造物的偉大,人類的卑微;塵囂的煩擾,自然的寧靜。然而,這一系列對舉的價值,似乎天然造成了社會-自然的二元對立。這絕不是什么純粹和諧的“美文”,你甚至在每個毛孔里都能嗅出對世俗、庸眾和凡塵的鄙夷厭棄。

在愛默生筆下,自然是富于象征意味的“道具鏡子”。只不過,這面鏡子只能“反照”――專門讓你瞥見世俗生活中“創造力的可憐”、“瞻前顧后的世故”、“鄭重其事的煩瑣”。同樣,如果你認為,梭羅只是寫出一個“離群索居者”的湖畔“閑暇錄”,或許也沒理解他的用心深曲。亞里士多德曾言,喜歡獨居寂寞者,不是野獸就是圣哲。梭羅一直想做最初之人或最后之人,他愛的并不是孤獨,而是“獨享自然”的優越。“實際上,我倒是有我自己的太陽、月亮和星星,還有一個完全屬于我自己的小小天地。”

愛默生

換言之,梭羅對自然文學的貢獻在于一種眼光,其本質就是用宇宙視野取代社會語境,以人化的自然替代現實友鄰。“獨處的生活藝術”需要他把自然視作呼吸的空氣,沉浸歸化。你甚至感覺不到自然是一種“景觀”,因為它本身就是無法洞察的生活。迪拉德也許承襲了他們的書寫風格,但這并不意味她就是自然文學的傳人。在我看,她只是將自然視為寫作的“引言”、“序曲”、社會意識的“精神映象”。迪拉德并未在自然中陷落、陶醉,寫出類似風景“小品文”的“廉價優美”。相反,《現世》一書始終超拔其上,把自然界鑲嵌在深廣的歷史意識中,嚴絲合縫。在她那里,自然倒成了歷史的“和音”。

梭羅

《現世》就像是《聽客溪的朝圣》的“積淀”與“回響”。積淀不止是在思想內蘊上,也在文風運思上。迪拉德把觀鳥、垂釣與聽溪的博物學興趣深化為一種“世界散文”的“平鋪直敘”。你能發現,《現世》的雄心遠遠超出了自然主義:它要叩問善惡生死、質詢宗教意義、打破時空限度、檢視東西文明。在聽客溪時的迪拉德,凌厲清冽,銳利的恣意。“我毫不畏懼上帝而沖了進去,二十七歲的時候我以為自己擁有一切該有的放逸,來與世間最偉大的主題交鋒”,“喜好華麗的句子,并且總以為還不夠華麗,直到做過了頭。”寫《現世》的迪拉德,中年醇厚,混元的力道——很多“天問”般的終極問題,在筆端,云淡風輕。

這種“輕”與“重”的參差美學,得益于迪拉德用“悲憫”寫盡罪惡、不幸、悲慘和痛苦的分量。正如《聽客溪的朝圣》里,作者將血與玫瑰(傷痛和艷麗)、靜謐與狂暴、美景與哭泣、死亡與圣經等主題“對沖性拼接”,造就了作品最大的奇觀:悖論力量。《現世》延續了這種風格,竟在如此濃烈的神學語境里(如“以色列”章節對上帝、靈魂、善惡的反思),表述了世俗化的此在價值——現世的意義。我們似乎對“迪拉德的自然”,逐漸有了新認識,這是一種近于萬有在神論的觀念。

《瓦爾登湖》

在“誕生”的希望中,她卻寫了人類畸形的絕望,凄慘的男童女童說明了生存的代價。在“云”的浪漫優美中,畫家康斯太勃爾進行著云的寫生,紀錄了妻子瑪利亞的垂死時刻。在“中國”的主題里,作家將兵馬俑正從壕坑里涌現的時刻,與整齊陳列在博物館里的無趣景象并置。土質人偶埋在黃土原料里,本身就隱喻了“人為”歸于“自然”的大化。“數字”是對人類生存、災難和死亡的數據羅列,也許會讓你厭煩。但迪拉德就是用統計學的“流水賬”,再現了一種難以呼吸的壓迫。讓人震顫的是,作家搜尋出了關于阿齊瓦拉比慘死于羅馬人酷刑下的圣人事跡。這則故事,可以說是迪拉德強調“現世價值”的最強奏鳴,她向一切來世的彼岸意義都發出了徹底質疑。

安妮·迪拉德

羅馬人用馬刷剝下了阿齊瓦的皮肉,作家反諷地引用了阿齊瓦的名言:“一切都取決于善行的力量”。那么,“需要多少磅的善行才能再次令天平傾向善的那一邊?”這個詰問本身就是一種殘酷,作家說明了善惡并不遵循因果。神學只能給你一個蹩腳的“心理按摩”:“上帝懲罰善人在短暫現世中的微小罪行,而在永恒的來世褒獎他們;上帝獎賞惡人在短暫現世中的些許善行,而在永恒的來世懲罰他們。”迪拉德自己不信,“在我看來,它就像發生天災時給出的各種敬畏上帝的精妙解釋,不論怎樣解釋都無法抹去殘酷的事實。”

有很多評論都注意到《現世》中的十個主題:誕生、沙、中國、云、數字、以色列、邂逅、思想家、邪惡和現時構成了并置雜糅的“復調”。然而,我并不認為可以按照主題進行分類“跳讀”,讀出十個平行的單線敘事。因為,這就像你把一個多聲部的對位,活生生地拆成了不同聲部的獨奏,白白浪費了作家交織世界的才華和用心。

《現世》

一方面,中國與以色列兩個主題就是一種“對話”關系,德日進在中國的神奇之旅又與他講述生命哲學的著作形成了潛在呼應。另一方面,在迪拉德的書寫次序里,你能看到一種流動韻律和回環結構,看似散漫的博物雜糅,卻有“無法的章法”。如“云”和“沙”剛好是仰觀俯察,描摹了物質的生成和人類“誕生”的雙聲。同時,她又參照自然之序,發現了歷史、宗教、社會的“失調”、“悖逆”之處,揭示生命生存的代價(邪惡、丑陋和無奈),告訴你只有現時有意義,只有現世有價值。

在我看來,迪拉德和自然文學最為迥異的是:她從不寫“牧歌”,不追求和諧的純一,靜謐的偉大。相反,她時刻質疑、拷問世界的秩序,做著類似尼采的事業:一個懷疑論者在重估一切價值。《現世》給你帶來的根本就不是心靈慰藉的“雞湯”,而是縈繞不絕的悲憤力量。那種斷章一樣的結構,箴言般的句子,就像神諭,氣勢撼人。迪拉德的妙處是寫出了“優美的殘酷”,面對她的段落,有時你根本不知是該欣賞陶醉還是忍痛心碎。

(編輯: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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