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他們還說我沒變 也是挺傷心的

來源:北京文藝網 2016-09-27 09:06:00
去年發行的專輯《光凍》。
除了做音樂,崔健還導演了電影《藍色骨頭》,邀請杜可風擔任攝影。
除了做音樂,崔健還導演了電影《藍色骨頭》,邀請杜可風擔任攝影。
崔健說,其實他是最想求變的。新京報記者郭延冰攝

時隔三十載,崔健終于從工體館即將唱入工體場,不得不說,意義重大。但是在與新京報的對談中,卻能夠發現,他看重和憂慮的并非場地和觀眾人次的增加變化。這么多年以來,崔健從未停止對生活的思考,也從未停止對音樂的嘗試,但是因其太過強烈的符號特征,不少人已經深深地將他的存在與對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音樂記憶融為一體,“懷舊”、“那代人”、“教父”……面對著這些字眼,他表現出了深深的無奈。“那個年代的老幫菜……”崔健自嘲說,“其實我這么多年作品不多,就是因為我從來都不去懷舊。如果要懷舊的話,我早就寫出20張作品了。”

Part1

搖滾教父

它是一種省略的叫法

1986年5月,在北京工人體育館舉行的“讓世界充滿愛”百名歌星演唱會,是崔健人生中的一個轉折點。當他卷著褲腳、抱著吉他在那晚的舞臺上唱完《一無所有》后,很快,這首歌就紅遍了大江南北,搖滾樂也就這樣開始在中國生根發芽。“搖滾教父”這個名號最初源于誰的呼喊,現在已經不得而知,不過對于現在的崔健而言,這四個字大概已經成為了一個膏藥般的存在。“它是一種省略的叫法,”崔健露出復雜的表情說道,“反正現在人們已經不叫鮑勃·迪倫‘搖滾教父’了吧,因為一說鮑勃·迪倫,他就是鮑勃·迪倫,就已經是那個形象了。而說起崔健,‘那人是誰?’,‘是搖滾教父’‘哦哦哦,那個崔健’,所以這個已經變成一種轉彎性的標簽了。”

在崔健眼里,無論是教父,還是《一無所有》,都已成為了“那個年代”的象征。其實,這些年以來,崔健一直對年輕人的心理和喜好保持著關注和研究,并且,無論是從電影《藍色骨頭》還是去年發行的專輯《光凍》中,都可以看出,他仍然在作品的實驗性與進步性方面不斷進行著嘗試和努力。所以,當提到那些仍然懷著刻板印象以不同的年代立場來與他交流的群體時,崔健的雙眼瞇了起來:“他們已經成為一種習慣了。其實年代的強行劃分要么是自己思想懶惰,想找標簽,要么就是納粹。他們不愿了解我,就覺得你們年代就是老了,我們年代就是年輕。其實我這么多年作品不多,就是因為我從來都不去懷舊,一直都在嘗試新的東西。”崔健的理想和追求其實一直在隨著時間而變化,“不過在我追求的過程中依然有人說‘全世界都變了就老崔沒變’,其實我是最想求變的,”崔健笑笑,“他們還說我沒變,也是挺傷心的。”

Part2

理想主義

一個人沒有愿望的話,是災難

在很多人眼里,崔健是一個“麻煩制造者”——早在1987年,崔健就因為以搖滾方式翻唱《南泥灣》而遭到了嚴厲處分,被北京歌舞團勸退;1992年,他的天津演唱會因為出現現場斗毆事件而匆匆收場,第二天的演出宣布取消。

從這年年底開始,在長達13年的時間里,崔健無法在北京舉行大型演出;就連他上第一個綜藝節目,也因為隨著性子自由表達,而引起了巨大爭議。但其實,崔健只是習慣了批判,用批判堅持自我,用批判收獲進步。“我曾經問個不休”,他在三十年前發出的質疑,一直到今天也從未停止過。

“甚至我剛才還在質問自己,”崔健在采訪中說,“這種質問是一個人對自身的鞭策,一種自我的懷疑,和一個人的理想是一樣不可或缺的。所以人需要理性生活方式、需要藝術,人們需要在有關利益的審美疲勞之后產生非常清晰的一種自我認知。”

崔健認為人需要那樣的生活,那樣的生活是美好的,這與他的理想主義深深交織在一起:“對,我覺得人不能沒有理想,一個人沒有愿望的話,是災難,是危機,所以我覺得我們寫歌時,確實有我們自己想表達的東西,確實想看到一些東西。在沒有發生的時候、沒有看到的時候,或者在我們閉著眼能看到,睜眼看不見的時候,就會著急。”

【關于演唱會】

1重逢與冒險

對崔健而言,即將到來的9月30號之夜大概更像一場重逢與冒險。他說,上臺如回家,“我甚至覺得站在舞臺上比躺在床上都更讓人有靈魂休息的感覺。”

2狀態決定僅此一場

“滾動三十”只在北京舉行一場,不少歌迷都感到很遺憾,對此,崔健也坦言:“目前我的狀態不太適合大型演出,我也更喜歡小演出多一點,因為不管面對一百人、一千人、一萬人,都是一樣要在舞臺上盡情揮灑,大汗淋漓,而搞巡演的話,就會分散很多精力。”

3重新編曲

這次演唱會上,崔健將為許多老歌新曲重新編曲,這不是刻意求新,而是“為了讓自己舒服”。

4舞臺創意還是會受限

在音樂上的創新方面,崔健已鮮少受到外界束縛,但他的其他靈感創意,卻依然有無法掌控的部分。崔健希望這次能把現場觀眾也變為表演的一部分,同時還請來了先鋒建筑師馬巖松來打造舞臺。但是,由于場館方面出于安全性的考慮,他的很多想法都無法實現:“比如觀眾席不能上演員,觀眾也必須得坐那,有一些拋物表演需要的道具,和觀眾配合的一些互動形式,都做不出來。”談到這里,崔健突然有點激動,“你能幫我寫出來呼吁一下嗎?為什么我們總是要模仿、學習別人做過的事兒呢?現在的環境創造新的東西太難了。我們的舞臺裝置也受到很多限制。按道理這是特別有意思的一件事,因為畢竟一個好的舞臺大家看著多高興,現在大家成天看那種腳手架,多累啊。”

不過,即使受限,崔健依然不死心:“我們還是希望在現有的基礎上,能夠呈現出一個有點兒想法的舞臺。”

(編輯:楊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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