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來:在消費的鏈條上我們再次失去了故鄉

來源:北京文藝網 2016-09-23 10:02:00

隨著《河上柏影》的出版,作家阿來的一個中篇系列也算有了完結,他給這三個故事取了個鮮嫩多汁的名字——“山珍三部曲”,蟲草、松茸和木材,三部小說對應三樣山里出產的珍寶,把山區小鎮和城市生活聯系起來。

“消費主義盛行的時代,

如果邊疆地區不具有旅游價值,基本上已被遺忘。

如果這些地帶還被人記掛,一定是有一些特別的物產,比如蟲草,比如松茸。

當有一天,

過去很尋常的東西變成稀缺資源被重新分配,就產生了競爭,

逐利的沖動影響到鄉村里的人,

重塑了鄉村的秩序,

和孩子們的命運。”

隨著《河上柏影》的出版,作家阿來的一個中篇系列也算有了完結,他給這三個故事取了個鮮嫩多汁的名字——“山珍三部曲”,蟲草、松茸和木材,三部小說對應三樣山里出產的珍寶,把山區小鎮和城市生活聯系起來,也把舊日窮鄉僻壤的記憶和今天飛速發展的商品經濟聯系起來。

正值新鮮的松茸被送到城市高檔餐桌的時節,青閱讀記者和作家阿來完成了兩次對談,關于一個他曾經逃離又找回的故鄉,以及許多時而閃亮時而隱形的小鎮。年少時,阿來做夢都想逃離的窮困的鄉村,是他用后來的很多年,以一本小說與之達成和解,最終得以精神重返的故鄉。完成《塵埃落定》后的近二十年時光,他不停寫作,不停行走,近兩年完成了《三只蟲草》、《蘑菇圈》與《河上柏影》,重新審視偏僻的鄉鎮,故事里的小鎮是一些人的故鄉,在一年里的大部分時間被都市人遺忘,而在采摘蟲草或松茸成熟的時節,卻被來自城市的欲望包圍。

今天,急速前進的消費時代列車,還能載著人們回到故鄉嗎?

想要逃離的故土

阿來出生于四川阿壩藏區的馬爾康縣,在藏語里意為“火苗旺盛的地方”,因為是以四個土司屬地為雛形建立起來,這里也被稱為“四土”。這些描述在今天看來帶有某種浪漫主義色彩,像是一個作家準備歌頌故土的前奏,但事實并非如此,“年少的時候,做夢都想離開那個鄉村。”阿來說。

對于藏族少年阿來而言,那時候,世界的容貌也就是這個貧瘠山村的模樣。“這個藏族村莊里的人過著半牧半農耕的生活。”五六歲的時候,他要到山上放羊,羊群、莊稼和草藥,是世界的具象。童年的記憶是貧窮的,“經常有人吃不飽飯,穿不上衣服,父母總是在自責、內疚。”除此,“文革”的斗爭也曾掃過這個村莊,他親眼看到村里的老人被年輕人拉到街頭,謾罵、批斗。

少年阿來的成長空間是閉塞的,“村子里沒有多少有文化的人,所謂的文化人也就是受過一點宗教教育的人。”真正激發起他對“外面的世界”的好奇,是一個進入村莊的地質隊,“那些人和我們完全不一樣,他們去過很多地方。”地質隊的叔叔攤開一張中國地圖,把大慶、玉門和新疆指給這個藏族男孩看,阿來問他,我們的村子在哪兒?叔叔說,這個村子太小了,這張圖上看不見。叔叔又拿出一張山區航拍圖,指著溝壑縱橫的山谷說,可能是在這里吧。阿來說,那張圖像一個老人皺巴巴的臉,皺褶里看不見他的家,也看不見村子里那條寬闊的河流。“那天我關于村子和世界的看法徹底崩潰了,我才知道世界之大。”

他去離家幾十里路的地方上中學。當地的廣播和《人民日報》、《參考消息》告訴他外面的世界發生著什么,“報紙上講的東西就像是科幻世界。”他如饑似渴,當時的新聞時至今日還記得,“每天都在看以色列和埃及打仗的消息,那時候才知道現代化的戰爭,但根本想象不出來飛機、坦克、導彈是什么樣子。”

他一定要去看世界,從貧瘠的村子逃離。三峽上游修水電站在農村招工,全村只有他一個人報名,他成了建筑工地上的推土機手。聽到恢復高考的消息那天,他摸黑騎車一晚上到縣城教育局報考。從師范學校畢業之后,就在阿來以為世界要在他面前全景式展開的時候,他被分配到比老家更窮的地方當老師。“倒霉啊!讀書讀到這個地方了。老家好歹還有一條公路。”

“如果一個人一輩子和故鄉都是想逃離但未曾逃離的關系,這一生不就悲劇了嗎?”阿來意識到,自己不能一味逃避,于是他走出成長的院子和村子,走出熟人關系,去廣袤的土地上探求故鄉的歷史,到百姓人群里傾聽漸漸湮滅的傳說。他上路,徒步走完七萬平方公里的阿壩藏族自治州,熟悉的東西漸漸變得陌生,他重新認識,重新讀懂這里。關于山川的形狀,關于藏族人血脈里的品格,關于信仰與疆域的認識漸漸清晰。某一天,阿來坐在山頂,在煙盒紙上寫下:“任群山的波濤把我充滿,任大地重新向我涌來。”

1994年的一個春天,他坐在窗前,看外面的白樺樹發芽。他覺得自己該寫點什么了,“那是個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聽見一群野畫眉在窗子外邊聲聲叫喚。”這便是《塵埃落定》的第一句話。

他把藏區的故事帶給外面的世界,土司對疆域的爭奪,宗族的規則,人性的鋒利,對于讀者而言,這一切陌生而神秘。2000年,《塵埃落定》讓當時41歲的阿來成為茅盾文學獎最年輕的獲獎者,也是首位得獎的藏族作家。他說,作為一直叛逆想要逃離的人,他用這本書表達了對故鄉的歉意,與故鄉達成了一種和解。

后面這些年,阿來是旅行家、文學家、地方歷史研究者,他依然在用漢語為藏地寫作,小說《格薩爾王》、《空山》,非虛構作品《瞻對》,是他與故鄉對話、與世界對話的方式。

故鄉依然沉默不語,保持著過去的物產水平,但外面的世界卻不一樣了。“現在我的故鄉又在發生一些使我感到陌生、詫異、不理解的事情,而我也正在用作品進行書寫。”

消費鏈末端的鄉村

阿來所說的“不理解”,是這些偏遠的鄉村在經歷了長久的被遺忘之后,重新被外部世界覬覦,以欲望的形式。他決定用特別的物產作為入口,觀察這些欲望和需求對于當地社會與人的影響。先前出版的《三只蟲草》講述一個少年逃學回家挖蟲草的故事,記錄了蟲草一路被采挖、收購、送禮、吃掉,或者被收藏的命運;《蘑菇圈》則從政治荒誕的年代寫到當下,講述蘑菇如何從藏區人民的普通食物變成餐桌上的珍貴食材。山珍不只是山珍,阿來想用山珍的遭遇,串聯起消費鏈條上的鄉村與外面的世界。

《河上柏影》的故事更為現代,漢藏混血兒王澤周出生在岷江山谷一個偏僻的小村莊,村里只有幾十戶人家,他家坐落在江邊五棵老柏樹下。這幾棵岷江柏是王澤周的自然課堂。他上大學,因為出身承受了同學的歧視,大學畢業之后他選擇回鄉。故鄉在變化,村領導發現旅游資源可以成為經濟增長點,開始在村里大搞建設,廟宇變成景區,做了一輩子木匠的漢族父親在其中打工,為寺廟的星級酒店打造一套有藏文化元素的家具。手腕上纏滿名表和檀香蜜蠟琥珀手串的老板們來來往往,領導們不斷盤算著小鎮的未來規劃,故事的最后,伐木工砍斷了五棵柏樹,寬闊的岷江上再沒有柏樹的影子。

盡管書寫的對象是珍貴的食材或者木材,但阿來絕非要寫小鎮的鄉土志,“我不想寫成‘舌尖上的什么’,把自己變成一個味覺發達,且找得到一組別致詞匯來形容這些味覺的風雅吃貨。”阿來說,他真正想要表達的是物產背后的商品經濟,以及這種消費鏈條給村里人命運帶來的改變。“蟲草、松茸和木材,這三個被消費社會所需求的東西,在過去都是很尋常的東西。當有一天,平常的物種變成稀缺資源被重新分配,就產生了競爭,逐利的沖動影響到鄉村里的人,重塑了鄉村的秩序,和孩子們的命運。”

阿來說,改變是突然的。“松茸最開始不值錢,我小的時候家里煮飯一把一把往里抓,突然一下子它變成了幾百塊錢一斤,鄉村就變了。摘蟲草采蘑菇最厲害的是孩子們,因為他們眼睛好。孩子們也因此不再上學。”他算了一筆賬,“一個假期下來,一個孩子可以掙幾萬塊錢。年輕人也知道,現在大學畢業找到工作月薪才兩三千,還不如玩上一年,等山珍下來的幾天好好采摘。很多孩子都是這樣荒廢了學業。”他滅掉手里的煙,“當地的老師心里也癢癢,也想上山去采。”

當然,被改造的鄉村只是“山珍三部曲”故事的表層,更深的層次是阿來對城市欲求的追問。《塵埃落定》記述的時代,藏地土司靠一鍋炒熟的麥子,智取另一個土司領地子民的信任;《河上柏影》里的今天,因為發現了可以賣出高價的硯石,兩地村民大打出手。爭奪的目的完全不同了。時至今日,聯系起偏僻鄉村和外面世界的紐帶,不再是地質隊叔叔的地圖,也不再是廣播里的飛機坦克。“消費主義盛行的時代,如果邊疆地區不是具有旅游價值,基本上已經被大部分人所遺忘。除此之外,如果這些地帶還被人記掛,一定是有一些特別的物產,比如蟲草,比如松茸。”阿來說,“人們往往是瞄準那些最珍貴、最稀罕的東西下手,因為數量太多的東西是沒有炒作空間的,資本在這些稀缺的地方才能顯示力量,因為稀少,所以價格才能抬高,讓大家趨之若鶩。”

“故事進展到這個時代,人們拜物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瘋狂。”小說里,這句是補白,但現實生活中則是寫照,“今天中國人對稀缺的東西都瘋狂地感興趣。一個人家里有一張桌子,主人不會說桌子的設計或者實用的程度,而是會說這是什么珍貴品種的木頭制成。人們戴的手串上的木珠子,用的木材越來越貴,說是信仰,其實不是對物質財富的迷戀嗎?當成功的人、有錢的人消費這些木頭,意味著在野外稀缺的資源大面積消失。環境問題其實是由于我們過于拜物,無節制地向自然索取而不知尊重。”阿來說。

越來越傾斜的天平

從《塵埃落定》里傳奇發生的藏區世界,到“山珍三部曲”里不斷經受外部消費世界考驗的偏遠村莊,阿來筆下的同一坐標少了區域的藩籬,多了去向城市的通路。“藏區本身的開放性也在增加。《塵埃落定》的時代,我要是把這里寫得多么開放,就會是一個謊言,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封閉的世界,但今天任何一個偏遠鄉村,完全跟世界沒有聯系,是不可能了。”也正因如此,山珍的故事不僅關乎藏區,也關乎我們這個版圖廣闊的國家里每一個偏遠地區——那些處在消費經濟鏈條下游的地方。

他講到自己漫游中國時遇到的情況,他去河南一個縣,當地人包括政府官員都很自卑地說:“我們這是一個窮地方。”后來他調查發現,那里是中國盛產糧食的地方,產量很高,但當地的領導沒有自豪感。“因為沒有鄉鎮企業,他在焦慮要不要辦工業。可是將來如果土地沒有了我們吃什么呢?我們現在的社會把所謂的農業生產,定義為一種廉價的東西。糧食的存在,除了讓當地人吃飽之外,就是往大城市輸送。其實這是我們價值觀里頭的問題沒解決,我們只在乎什么賺錢,什么有價值,就往那個地方去,忽視那些最基本的東西。”

有時在高速路上看著路牌,阿來也會陷入思考,“京昆高速,一頭是北京,一頭是昆明,中間經過的那些地方是不重要的,甚至是沒有的。”他曾在文章里寫道,“這些道路經過鄉野,但目的是連接那些巨大的城市,或者干脆就是城市插到鄉村身上的吸管。資本與技術的循環系統其實片刻不能缺少從古至今那些最基本的物質的支撐。”

“從城市到城市,我們永遠都在歌頌新的東西,那些舊的、‘廉價’的地方大量被忽略,就在原地腐爛、衰敗、被遺忘。那里的人似乎沒他們的人生,少數人掙扎到城市里當邊緣人,整個社會的價值鏈條里一大批人、一大批行業慢慢因為沒有‘價值’被忽視。”城市在天平的一頭,鄉村在另一頭,這架天平的傾斜角度越來越大,“今天的社會,幾乎把所有來自鄉村的東西——除了那些山珍——都定義為低端,這就是不公平。”

誠然,不公平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表現。

當年,城鄉間的不公平,對于阿來體現在知青下鄉受到的隆重接待——“城鎮戶口的學生被鄉下官員用汽車載到鄉村,敲鑼打鼓地隆重接待;而從農村考來的學生則沒有人管你。”這使得師范學院畢業后的阿來再一次感到,“社會當我不存在”。“我后來對中國的知青文學有一個意見,固然那些年的經歷對知青們而言也有悲劇性,但他們很少寫比自己更悲慘的命運。他們寫自己的遭罪,但其實還有比他們更遭罪的農民,包括讀同一本書的我們——我們的智力不比他們差,但我們滾回去就是天經地義,他們就是被放逐。”

而今天,讓城鄉斷崖越來越陡峭的原因更為復雜,思維的慣性還在:“很多政策的制定,或者公眾的行動,和當年的知青一樣,從根本上對鄉村是俯視的,認為給鄉村的是賞賜。有些人給災區做了點好事,就恨不得天天讓災區的孩子排隊唱《感恩的心》,卻從未把城鄉看成命運共同體。”而在地理版圖、經濟版圖上都無法找到的衰敗鄉村里的個體,前路更加微茫,“對于中國歷代的農民而言,上學、當兵、當工人都是對故土的逃離,現在的方式則是打工。但今天出身貧寒的人面臨的障礙越來越多,除了體制,大富小富又成為一個系統,在各種各樣關系的競爭里,農村的孩子處在最薄弱的地方。”

今天,若是有人再逃離貧窮的故土,恐怕不會像阿來一樣幸運,因為故鄉可能就此消失了,“商業在重建一個社會,尤其在中國,完全在按照商業價值重構一些社會等級,重塑一種社會分工,我們要知道這背后的邏輯在哪兒。”

“這種消費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式是自動運行的,力量更大,每個人都或深或淺地裹入這個洪流,鄉村更是如此。”行走在路上,阿來把目光放到那些田野上,那些小小的、在高速路上根本沒有出口的村莊,去想象即將消失的鄉村。“有些地方會消失,這是無法阻止的。如果萬物不消失,我們還是猴子。一路上不斷消失了很多東西,成長起來新的東西。但問題在于,我們到底是不是適應,以及消失的過程是否帶來了消費主義和拜物,帶來了過于侵蝕人類感情和精神的東西。”

“我不想說,什么必然消失,什么不該消失。我不相信這個,也不想簡單把文學變成一種道德評判。”阿來說。但身為作家,他的責任是把一些東西留在作品中,“世界上已經消失過很多樹了,也消失過很多人了,《河上柏影》所寫的岷江柏和岷江柏下的人的命運也是一樣。自從有人類以來,就有人在記錄那些消失的人與物,不為悲悼,而為正見。不然,人就會像從來沒有在地球上出現過一樣。”

采寫/張知依(文中部分內容采自阿來的公開演講)

(編輯:楊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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